王谦,男,汉族,1917年2月生,山西平定人,193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,初中。
1936年至1945年,任山西省平定县牺盟会常委,晋冀豫游击纵队第五支队政治委员,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十四团三营教导员,中共平定(东)县委书记,中共榆社县委书记,中共太行区第三地委组织部部长,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,任中共太行区第四地委组织部部长。
1945年至1949年任中共太行区第四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治委员,中共长治市委书记,中共太行区第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,中共太行区委组织部部长。
1949年至1954年任中共山西省长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,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、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。
1954年12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华北、西北处处长,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。
1956年3月至8月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。
1956年8月至1965年8月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、书记处常务书记。
1960年11月至1966年12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。
1965年8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,
1965年12月至1967年1月任山西省省长。
1966年至1970年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迫害,被关押。
1970年至1973年任山西省阳曲县革委会副主任、代主任,山西省革委会常委、省革委会计委主任、省革委会业务组组长。1973年5月至1975年5月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(当时设有第一书记)、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。
1975年5月至1980年10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,
1975年5月至1979年12月任山西省革委会主任。
1977年12月至1979年12月兼任山西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主席,曾任山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。
1980年10月至1981年待分配。
1981年9月至1985年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(当时设有第一书记)兼四川省重庆市委第一书记。
1986年4月增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。
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,第十一届中央委员,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(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),
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、中共十三大分别增选、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
2007年7月9日在北京病世,享年91岁。
在王谦病重期间和逝世后,胡锦涛、江泽民、吴邦国、温家宝、曾庆红、吴官正、李长春、罗干、王兆国、刘云山、吴仪、贺国强、王刚、李鹏、乔石、朱镕基、宋平、尉健行、何鲁丽、热地、乌云其木格、唐家璇、华建敏、陈至立、肖扬、贾春旺、阿沛·阿旺晋美、徐匡迪和张劲夫、彭冲、谷牧、郑天翔、刘复之、杨白冰、田纪云、姜春云、倪志福、李锡铭、邹家华、布赫、吴阶平、彭佩云、韩杼滨、杨汝岱、任建新、宋健、王文元、邓力群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。 [1-2] 

王谦人物经历


求真务实 勇于创新
解放以后,王谦同志再次担任长治地委书记,在晋东南地区7个县成功地试办了10个以土地入股分红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,是大家所熟知的,是具有开拓、创新意义的试验,在全国也是首创。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创办,标志着土地改革后农民逐步走上集体化道路,拉开了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序幕,引起党中央的重视,得到毛主席的肯定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“造反派”批斗王谦时,有人质问他:你在晋东南试办初级社时,为什么不在西沟村搞试点?王谦说:因为是试验,会有风险,没有把握。为了保护西沟这个老先进典型,所以没有在西沟试办。王谦实事求是、以理服人的回答,使那些惯于搬弄是非者的图谋未能得逞。 王谦同志
1956年,王谦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调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以后,分管农村、农业工作。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存在着四个突出的问题,即旱灾频繁、土地瘠薄、植被稀少、水土流失严重。王谦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,从一些典型单位发现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先进经验。综合这些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、从而获得稳产增收的经验,初步找到一条治理山西落后生产自然环境的基本思路,即“种草、种树、治水、修地”八字方针,把治理的重点放在雁北和晋西北。雁北地区风沙大、霜冻早、盐碱地多,因此在雁北地区尤其重视种树、固沙、防风、治碱。吕梁地区山高、沟多、坡多,强调种草、种树、修造梯田,“一片坡一条沟一道梁”地治理,防止水土流失,开创了全国小流域治理之先河。就全省范围来说,十分重视大兴水利建设,从1958年以后,全省陆续兴建了大批大中型水库和许多重要的水利设施。经过几十年的努力,全省水浇地、水平梯田、森林覆盖率都是成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,明显地改善了农业生产基本条件。
从 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到调离山西之前,每年春夏期间,王谦同志总要和省委一班人一道,率领省级机关广大干部在太原西山植树造林;每年秋末冬初,又要率领广大干部在太原郊区整修农田。无论植树还是整地,王谦都是弯下身子,挥锹实干。
1956年“反冒进”和1957年反“右派”后,“左”的倾向出现,特别是1958年“大跃进”“放卫星”,亩产千斤小麦、万斤玉米、百万斤红薯等虚假东西抬头,虚报风气盛行。1958年秋天,省委召开电话会议,有人介绍亩产100多万斤红薯的经验,王谦插话问:你去实地看了没有?回答说,亲自下去考察了。王谦没有再吭声,在当时那种浮夸、吹牛成风的情况下,他也不可能再说啥。只是在会议结束,大家起身走时,王谦拍着那位参会同志的肩膀说:你个头大,把你埋在地里,要埋多少个才够百万斤?这虽是一句玩笑话,但足见王谦对那种浮夸风气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,并给山西日报社打招呼不要报道,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1962年以后,王谦同志在省委分管工业。他说他不懂工业,就从调查研究入手。他用半年多的时间,调查了包括各种类型的工厂、矿山80多家,每到一家企业,他不是听厂领导的工作汇报,而是请一位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或者工程师陪同,深入车间,沿着生产工艺流程,边看边问,熟悉情况。从机器设备的构造到性能,从生产过程到产品类型,都要一个一个地弄清楚。他在考察太原化工区的几家企业和第一热电厂后,发现企业生产引用地下水资源太多,使晋祠水位下降,流量减少,时有断流。他提出要保护自然生态,反对引用晋祠水源发展农业灌溉和工业项目,提出“千万不能为了一时的局部利益,而破坏千百年来形成而又无法再生的美好大自然环境。”
城市“四清”运动开始后,王谦同志到太原钢铁公司蹲点一年多搞“四清”,严格掌握政策,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。对于工作上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领导干部,王谦要求他们做好自我检查,但不主张批斗,保护他们过关。由于深入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,方法得当,采用了多换思想少换人的办法,运动结束后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。在企业整顿中,王谦提出了搞好“三基工作”,所谓“三基”,一是大练基本功,干啥的就练啥,练出过硬的本领;二是做好基础工作,包括工艺上的基础工作、管理上的基础工作、政治上的基础工作;三是做好基层工作,包括基层党小组、基层团小组、基层工会小组。“三基工作”最早在山西提出来,以后在全国讲开了。这对于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,迅速恢复发展工业生产,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

钢铁汉子 宠辱不惊
“四清”结束,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在当时那样险恶的情况下,王谦同志仍然念念不忘要把生产抓起来。如果生产垮下来,局势就稳不住,社会便会出现混乱,这是王谦同志最担心的大事。
1969年7月,中央颁发了“七二三”布告,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同志决定,陆续解放一些老干部出来工作。这样就将关押在监狱而无历史问题的省和太原市的 “走资派”转移到交城办了学习班。在学习班揭发批判时,因为陶鲁笳已调离,卫恒已死,于是有人就把目标对准王谦,甚至为解脱自己,言过其实,刻意揭批王谦。但王谦同志沉着冷静地倾听每一位发言者的意见,检查自己的问题时,既不往已调走的陶鲁笳身上推,也不给已迫害致死的卫恒头上戴,更不向下推卸责任,而是尽力用自己的言行保护更多的同志 “过关”。他说:“自从我调回山西省委工作,不论是常务书记也好,第二书记、省长也好,十年来一直居于二把手的位置,鲁笳同志当书记时,省委决定重大问题,我不同意不行;老卫当书记,省委定的大事,我都参与决策,我不同意也不行。因此,过去十几年省委工作中的问题,我应负主要责任。”他这么一讲,大家深受感动,也感到减轻了负担。1973年5月,他重新回到省委领导岗位之后,尽力为减少“文化大革命”所造成的损失,抵制派性争斗,保护干部,做了不懈的努力。
尊重人才 勤奋读书
王谦同志热爱科学,尊重知识,尊重人才,爱护知识分子,善于团结和使用知识分子,拜他们为师,向他们请教科学知识。在工作中,他与许多专家、教授建立了真诚的友谊,使知识分子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。
王谦多次讲过他和水利专家刘锡田的交往。1958年汾河水库上马,按照设计采用“水中填土”的方法筑坝,坝高60米,这在世界上也是创举。在当时没有施工机械的条件下,完全依靠人力和锹、镐、小平车等简单工具,进展不快。1959年4月,中央和水电部两次来电指出,如在“七一”前拦洪坝高度达不到40米,就必须考虑下马。水电部的中外专家现场检查后,都认为“七一”前很难达到拦洪要求,有的专家还认为大坝设计是错误的,建议工程下马,以免太原市被洪水吞没。在这紧急关头,王谦和主管工程的副省长刘开基连夜同总工程师刘锡田商讨,问刘总设计上有无不当之处,是否有什么疏忽,哪怕是少许的漏洞。如果设计是可靠的科学的,就应采取一切措施把40米坝高抢着筑上去。两人还表示:如果“七一”时坝高达不到要求,而届时又天降暴雨,发大洪水,出了大祸,政治上、技术上的责任,完全由我们负责,刘总和其他技术人员决不会受牵连,不负任何责任。第二天拂晓,刘锡田找到王谦和刘开基说,他们经过通宵的全面复查,可以肯定设计和其他技术方面都无问题,“大坝的承重力有保证安全的合理系数”。据此,省委决定:动员一切力量加大施工强度,调劳力、调物资、调设备,最终使坝高基本上按期达到了拦洪标准。近50年过去了,60米高的大坝巍然矗立,固若长城。王谦回忆说,他和刘锡田等高级知识分子相处,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彼此之间以诚相待,把心交给对方,平等地、同志式地交谈工作,不以虚情待人,不以假话骗人,真正做到相互信任。
熟悉王谦同志的人都感到他学识渊博,这渊博就是来自他干一行、爱一行、钻一行、通一行、精一行,这是王谦同志的一大优点,也是他的过人之处。王谦分管农业工作以后,他把山西农学院的全部讲义拿来认真通读。分管工业以后,王谦又研读了冶金、机械、地质、煤炭等方面的专业书籍,看不懂的地方,就找技术人员或者老师傅请教。经过刻苦学习,他逐步由外行变成了内行。
作为一个共产党员,学习马列的经典著作,王谦是下过很大功夫的,仅《资本论》就通读过三次,第一次是在长治任地委书记时,第二次是在华北局工作时,第三次是在“文革”的监狱里读的。
王谦同志认为,一个人要掌握知识,不只是上学读书,还可以从三个方面接受知识,第一是从书本上学,第二是从实践中来掌握,第三就是听人家讲。
王谦同志工作很全面,知识面宽,有思想,有水平,有能力,有魄力,有点子,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无论走到哪里,是分管还是主持全面工作,都能抓到手,搞出成效来。这与他长期坚持勤奋读书,深入基层调查研究,注重总结实践经验,按照客观规律分析研究解决问题是分不开的。 [4] 

王谦人物评价


王谦同志是经过70年革命生涯锤炼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,不论在顺利时还是在逆境中,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,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,严于律己,清正廉洁,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,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。他的功劳、业绩,将永远铭刻在山西人民心中,他的高尚品质和道德情操,钢铁般的硬骨头精神,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。 [4] 
参考资料1.    王谦同志逝世 .人民网[引用日期2013-03-04]2.    王谦 .人民网[引用日期2013-03-04]3.    怀念我敬重的导师王谦 .山西新闻网[引用日期2013-03-04]4.    深切缅怀王谦同志 .山西新闻网 [引用日期2013-03-04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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